初论恩师陈聆群教授之学术研究

作者：田可文

内容提要

陈聆群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经半个多世纪的潜心钻研，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开创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聆群先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史料的处理与文献的归纳和解读、利用音乐史料形成史学观点等学术思路和方法，都为我们后学的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陈聆群；近现代音乐史；“重写音乐史”；贡献

作者简介

田可文（1955~  ），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武汉 430060）。

刊登于《音乐艺术》2021年第1期，第23~33页

一、初识恩师

大约1979年，我是安徽艺术学校的一名中提琴青年教师，但由于每天练琴较为刻苦，也许是太不得法，左手手指出了毛病，无法再以演奏为自己的专业了。在无奈之际的1981年一次偶然机会，我在艺校旁边的合肥工业大学的书店里，发现刚刚出版的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翻阅后爱不释手，就买了回来，每天阅读并做笔记，觉得很惬意。几个月读完该书后，又每天在安徽省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仔细阅读卡尔·聂夫的《西洋音乐史》。在这期间也自不量力地写了两篇万字以上的所谓“论文”：《音乐与宗教——谈佛教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人类社会与音乐——音乐的兴起和上古的音乐文化》[1]。1982年4～5月间，时任安徽艺术学校音乐科主任的冯灿文先生告诉我，上海音乐学院刚刚建立了音乐学系，说我可以去参加考试，并告知我自学的那些知识就属于音乐学。我心怀忐忑地找上海的朋友打听报考“上音”之事，但回话说我已超龄（当时我26岁）无法报名。冯灿文先生告诉我，可以报考音乐学系的干部进修班，安徽艺校会给我出学费的。

经历了一系列的考试后，我被录取了。音乐学系首届“干修班”共三名学生：我、华东师范大学的蔡海燕和延边艺术学校的黄成烈。进校后，陈聆群老师找到我们，说他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是一位中等身材、微胖的中年人，和蔼可亲的样子很吸引人。他说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到“所”里（那时，音乐学系与上音“音乐研究所”是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找他。那是我第一次结识陈聆群老师。由于那时实在不了解什么是“音乐学”，更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当今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术权威、一位赫赫有名的专家。

在其后的学习时间里，我较多地联系陈老师，其原因在于：蔡海燕家在上海，上完课就走，朝鲜族的黄成烈汉语讲话不利索，所以，诸如上课事宜、交作业、搞活动等，都由我联系陈老师，因此，我与陈老师有了较多的接触。陈老师平易近人，有时说起话爱开个小玩笑。他常常详细询问我的生活，以及在“上音”学习遇到的各种问题，总是乐于迅速地帮我解决。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陈老师的上课。那时，我们上课在音乐研究所二楼过道的一块空地，一块小的黑板、几把椅子就上课开来。陈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那些知识是我前所未闻的，我被深深地吸引。上课从早上8点开始，常常一直上到中午12点多，竟然没丝毫使人厌倦疲惫之感。那时，没有音像视频，没有PPT，没有很好的音响，只有一台小小的双喇叭收录机，然而，随着他的讲述，我仿佛到进入20世纪初我国新式学堂乐歌课的情景之中，到了战火纷纷的抗日战场与风风火火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之中。随着他的讲述，我认识了聂耳、冼星海，认识了赵元任，了解了黎锦晖，等等。直到现在，我常常诧异：陈老师仅凭单纯的讲述怎么会那么地吸引人？我们现在依靠很好的视频及很好的音响还原，也无法在课堂上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而陈老师却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将课堂内容表达得栩栩如生。也许，这就是作为优秀教师的陈聆群先生的“本事”，有着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教学方法。

二、陈聆群教授的研究范畴

陈聆群先生从1958年起，便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也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科分支副主编、《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陈聆群教授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中国音乐简史》（合著）等。[2]他参编的著作主要有：《萧友梅音乐文集》《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等。[3]他发表的油印本著作有：《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1840~1949）》《中国近代音乐史专题选讲》《新见王光祈音乐论文集录（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以来的台湾音乐一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为在中山市举行的“萧友梅博士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作）》。[4]他是《辞海》中国近现代音乐辞目释文的主要撰稿者。他参与《中国音乐百年》（52集大型纪录片，包括17张DVD和一本书）制作并作序。

应该说，陈聆群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立初期的元勋之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1958年在我国大跃进形势下，促进了对这门学科史料搜集与著作的撰写。我国的一批青年音乐工作者和音乐院校师生，以集体力量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他们进行了有相当规模的口述史调查访问与文字文献与曲谱史料收集，经过反复地讨论、研究、修改后，初步完成了好几部史稿的撰写，这其中有：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编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840~1949)》、中央音乐学院编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49）》。在此基础上，一些音乐艺术院校陆续开设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课程。这时期的研究工作打通了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停滞不前的局面，为全面建立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史料搜集、著作编写、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等方面，作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的研究工作积累了若干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说成绩是巨大的。“上音”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著作是从1958年11月开始，经过近一年的奋战，终于在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前夕，如期完成。这其中，陈聆群先生是编写组最为突出的成员之一，功不可没。

萧友梅是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陈聆群先生和洛秦教授合编的《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收辑萧友梅从1907年至1940年间写作和发表的文论专著共58篇（部），以各篇（部）著述写作或发表先后编次，藉以作者手稿或首刊稿、初版本为据来校勘、整理，尽可能参照相关材料进行校录，对文稿中一些明显的笔误、刊误、衍文、漏字等加以订正，对部分原刊未加标点的著述，按现行规范重新标点，以及对涉及时间、次序、量值等的数字符号，也按现行规范作了整理，还对作者著述涉及的部分人名、地名、书刊、团体、学校、重要词语、不常见的略语和引文出处，以及校勘整理的情况等，择要作了注释，置于各篇篇末。两人合编的《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收辑萧友梅自1916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音乐作品116首（部），为保存和展示作者所写作、发表、刊印的音乐作品历史原貌，将其作品的手稿、抄稿、首刊稿和曲集刊本等，均以原件为据影印刊出。关于编辑《萧友梅全集》是由于陈聆群先生认识到：对中国近现代和当代音乐史料的收集、整理、编纂，特别是对重要音乐家生平史料与作品、论著的结集出版，极其重要。在此前，他参与了《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的出版工作，给他再次整理出版《萧友梅全集》打下学术基础，最终他们完成了《萧友梅全集》的编纂出版工作。

陈聆群先生与陈应时先生合著《中国音乐简史》（2006），由陈应时先生撰写上编的“古代音乐史”，陈聆群先生撰写下编的“近代音乐部分（1840~1949）”，由第八章到第十章和结语组成。第八章中国近代音乐的发端，涉及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国传统音乐在近代的演变趋势；西洋音乐的初步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发展。第九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新音乐建设，涉及美育思潮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创立、新音乐理论研究的初步成果、新音乐创作的初步发展、国乐改进活动。第十章革命音乐运动和新音乐在不同政治区域的发展，涉及工农革命音乐活动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音乐、左翼音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沦陷区的音乐、国统区的音乐、解放区的音乐。结语：两支音乐队伍的会师。此著作这部分的撰写，与其他学者（如汪毓和先生等）的著作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就是对具体的音乐事件与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有较多的介绍与分析。

从20世纪50年代起，陈聆群先生先后发表论文五十多篇（见附录），主要涉及音乐学术研究理论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的撰写研究、近现代音乐家的专题研究（如曾志忞、萧友梅、赵元任、聂耳、冼星海、王人艺、王光祈、马思聪、华彦钧、杨荫浏、夏野、廖辅叔等）、音乐杂志（如音乐小杂志）的研究、音乐史料的研究（如有关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音乐事件的研究（如太平天国音乐史事、台湾省的近现代音乐、左翼音乐运动、抗战音乐史问题），以及论及“重写音乐史”问题，等等。

在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撰写理论研究方面，陈聆群先生认为我们所要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应该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族人民音乐生活的全面的历史，而不应是某一民族音乐、某些音乐现象、某些音乐家个人活动的片面的历史。他针对音乐史著作的撰写问题，指出：

一、不要只写汉族的音乐历史，而应概括我国所有民族的音乐的发展历史。二、不要只写新兴专业音乐的历史，而应将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民歌、歌舞、戏曲、说唱、器乐、古典音乐、宗教音乐等）在近现代的演变发展情况，和接受近现代先进音乐科学影响的新兴专业音乐的发展情况，全面的概括述论。三、不能只写某些作曲家个人的活动和创作，而应概括诸如：人民音乐生活和音乐活动，重大的音乐运动，各种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乐种的演变发展，专业的和业余的作曲家和表演家的活动，专业的和业余的音乐社团组织的活动，以及创作、理论、演出、教育、出版等等一切音乐现象的全面历史。[5]

当论及一些音乐现象并从“史”的角度进行资料搜集和综述时，陈聆群先生认为这些活动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他介绍这方面史实搜集、资料辑集、文章论述介绍，较为重要列举出：1933年《上海通志馆期刊》载胡怀琛的《上海学艺概要》；1936年李树化著《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的“音乐”部分，以及1943年《同声月刊》载高齐贤的《乐史零缣》等文，分别对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的音乐活动、创编书谱以及我国最早的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等作了记叙；丰子恺、裘梦痕于1927年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沈心工于1936年自编的《心工唱歌集》等，则可视作是对以学堂乐歌为主的中国近代新歌曲创作的一种历史性辑集。钱仁康先生也很早就注意搜集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我国近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早期发展史料，曾连续撰写了《清末的爱国歌》《简谱述评》和《我国最早的音乐教材》等文加以综述和论评。至于与学堂乐歌同时或先后出现的像军乐或我国早期国歌史料等音乐现象，也不乏有关的综述文章。前者如1917年《东方杂志》14卷10号上所载《中国军乐队谈》和1942年《音乐月刊》7卷2、3期合刊上所载洪潘的《谈军乐》等文；后者则有王光祈、张若谷、钱仁康等的一系列文章和专著，其中，特别是王光祈于1925年完成的《各国国歌述评》一书，将所汇集的中国国歌史料，与世界各国国歌排比论述，便是以比较音乐学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音乐的某些音乐历史现象的尝试。[6]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陈聆群先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的掌握程度有相当的水准。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农民革命，这次革命对于我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太平天国音乐史料的搜集、太平天国与我国民间音乐关系、这次革命对我国音乐领域影响的探讨等，都是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课题。陈聆群先生涉入这个此前学者毫无所知的知识领域，先是摘抄编纂了《太平天国音乐史料集录》，又从音乐角度考察了太平天国所流传的歌谣，他发现，其中大多数曲调没有随歌词流传下来，未有记录，而多数民歌仅仅记下了部分歌词或曲调的大致轮廓，更缺乏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流传情况材料，这使他难以对太平天国音乐进行全面的阐述和评价。于是，他埋头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从馆藏的各种民歌集中，搜得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已记有曲谱的民歌13首，据以推断为产生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民歌，这些民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7]

在对近现代音乐家的专题研究方面，陈聆群先生研究了清末民初学堂乐歌时期与沈心工、李叔同等齐名的音乐活动家曾志忞。[8]曾志忞是在萧友梅之前就尝试建立近代音乐学校的先行者，也是我国自行创立西式管弦乐队的第一人，曾志忞一生的音乐活动以雄心勃勃开始，而以功败垂成告终，但他留下的业绩，有极其可贵之处，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陈聆群先生此篇对曾志忞研究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那时，我们对曾志忞知之尚少，对其历史资料也了解不多，因此，陈老师的查考、探讨与研究，为近现代音乐史中音乐家的研究，增添了很多史料。

《音乐小杂志》是我国第一本音乐杂志，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他研习绘画，又攻读音乐，为中国较早学习与研究西洋音乐者之一。1905年，他就与友人着手出刊《美术杂志》，其中包括音乐内容。后因这份杂志流产，李叔同便独自在东京办起了刊物——《音乐小杂志》。该刊第一期于1906年（农历一月十五日）在日本印刷，农历二十日运回上海发行。这本杂志为32开本，26页。刊中栏目众多，有图画、插画、社说、乐史、乐典、乐歌、杂纂、词府等。刊中各种文章皆短小精悍，其中最有价值的《音乐小杂志·序》不过五百余字，此序被看作是研究李叔同音乐理念不可多得的文献。陈聆群先生全面考察李叔同《音乐小杂志》指出其值得重视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一）由李叔同手绘的“表纸”（即封面）……值得注意的是那上面还刊有《马赛曲》的旋律片断的线谱。这对于研究《马赛曲》在我国流传的早期历史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有形的史迹。（二）杂志所载由李所作《乐圣比独芬像》和《乐圣比独芬传》，……这可能也是我国音乐家从西洋音乐史的角度来认识和介绍贝多芬的开始。（三）杂志所载《我的国》、《春郊赛跑》和《隋堤柳》三首乐歌，是丰子恺先生所编《中文名歌五十曲》及《李叔同歌曲集》中所未收（丰先生在《李叔同歌曲集》的前言中以未能找到《隋堤柳》曲谱为憾），现在我们终于得窥其全豹……（四）原来我们常常根据某些片断记载，称引杂志所载李先生的《昨非录》中的片言只语。现在从复印件读到全文后，才知这是李先生为了纠正当时"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的“忏悔作也”……而对于李自编的《国学唱歌集》一书，《昨非录》中写着“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等语，更是我们原来所不知……（五）值得注意的是杂志的封面及目次均写明是“第一期”，在封底还刊出了征稿的“文坛公鉴”和“征求沈叔逵氏肖像”等广告，预告了“自第二期起当竭力扩充”和预约“拟将沈氏肖像登入本杂志”。……总之，访得《音乐小杂志》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深入地研究和在国内寻访其下落和后续期,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做，愿与同好者一起继续努力。[9]

王光祈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著述宏富的一位音乐学家。他自1923年10月在《申报》连续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10篇起，先后完成和发表了中文音乐论著17种（部）、西文音乐论著14种（篇）。历来我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认为，这就是王光祈音乐论著的全部。但陈聆群先生在寻检有关书刊资料时，至少又发现了10篇音乐论文，这是以往研究中所未见或从未提及的，这些文章包括《评卿云歌》《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中国乐制发微》《德国音乐教育》《声音心理学》《中国音乐短史》《学说话与学唱歌》《译谱之研究》《音乐与时代精神》《中国音律之进化》等。[10]陈先生在其文章中一一介绍了新发现的这些王光祈文章，这对推动王光祈研究和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的清理与发掘，有着重要的意义。

陈聆群教授无论是授课或是研究，尤为关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注重研究与革命斗争相关的音乐活动，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一运动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形成热潮，至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时达到高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当时音乐院校的一些师生，最先起来以创作歌唱爱国歌曲作为响应。其中，黄自等创作的合唱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等，表达了人民要求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呼声，从城镇到农村激起了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积极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音乐工作，聂耳等人在为左翼电影、戏剧创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形式，唱出了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开展抗日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这些作品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和广播等途径，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为此，他写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1]和《谈谈抗日救亡歌咏运动》[12]等文章。

三、关于重写音乐史

1984年夏天，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干修班”毕业后，于1985年考取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研究生，由于忙于学业，便与陈聆群先生联系减少，尽管在全国学术会议中不乏见面，但仍然联系不多。再次与他建立较多联系当是在2002年1月之后，那时，我接手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副主编职务，便约稿陈聆群老师，他将《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文章发给我，我及时地将这篇重要的稿件，发表在当年的《黄钟》[13]上。

陈聆群教授谈到此篇文章写作的起因是：

近读陈思和教授《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一文，陈文中提出了应当重视和发掘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忽视乃至埋没的各种“潜在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文章说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触动我想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更为严重的史料工作问题。借用上引文章的标题，也就是想请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还没有被有关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东西，或者明知“抽屉”里藏有，却始终未能或不能去“取出来”加以研讨论评的“宝物”，以充实和丰富我们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在文中，陈聆群老师提出“文、谱、音、像、图、物齐全方能构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完备史料”。他认为：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作为一门后起的至今犹不成熟的音乐史学科，即使是在1958年风行“以论带史”（实际成了“以论代史”）的年代里起步的时候，也还是进行过初步的史料工作；由当时的中国音乐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汇编油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就是那时工作的成果，它不仅为当时呱呱落地的学科铺下了一方赖以安身立命的基土，而且至今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珍视，作为研究工作的重要依据。自1958年至今，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和进入新时期以来朝着纵深方向的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走过了四十多年曲折坎坷的路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学科，即使是在史料工作方面也已有了不小的进展和建树。

陈聆群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与教学实践，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文、谱、音、像、图、物”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与研究。他所追求的目标：历史研究应当首先致力于弄清历史真相，应当对历史真相作出正确和准确真实的叙述，在以上都充分做好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从大量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中，抽取出普遍性的东西，并归纳出历史经验与规律，以供今后的实践作参考。而作为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应当从上述研究成果中提取最典型精当、以丰富充实的材料和最有效的手段，帮助学生主动地吸收掌握这些材料，从而使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正确的历史史实与观念。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基础工作做起，也就是应当抓紧做好基本史料的开掘、收集、整理、研究和汇编，尽可能建立起一套“文、谱、音、像、图、物”俱全的“立体化”的史料体系和教材，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建设成一门成熟的学科，“重写”出科学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来。

陈聆群先生又投稿《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14]，其中说到：“10月28日得读寄来的《黄钟》2002年第3期，即读即记，对所刊我与梁[15]、汪[16]三文初读印象[17]，拉杂写下。”

我以为，其中以下重要的内容是——

陈聆群教授认为：“‘重写音乐史’并非由他书受刘靖之非难引起，且不必将‘重写’之争与‘国共两党之争’挂钩，这样我们都不好说话了。”

陈聆群先生谈到：“冯文慈先生提出要解决两个传统并存和古今衔接问题。我的印象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不论是对古代的，还是对近现代与当代的，都已取得了大大超过20世纪50~60年代水平的巨大进展，说已是‘焕然一新’也不为过，至少比之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至今还在敲打上世纪50年代就挑出来的那几块旧铜铁，不知要高明新鲜到几多。……在学术上安于现状，不事进取，而且阻挡了别的学界关注支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眼光和援手，这绝不是‘领袖一方’的学者所应有的态度。”

陈聆群老师说：“音乐史应当以新的创作为论述中心当然不错，但中国近现代（包括古代）并没有像西方音乐史上那样的以一个个乐派和代表性作曲家所构成的历史系列，它的音乐创造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机制。我以为中国近现代正处于由原来传统的旋律衍变思维为主和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不分的音乐创造机制，向着发展多声性思维和创作与表演分别发展的音乐创造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要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音乐创作，就应写出这种转型的过程。”“如果我们一味地以西方音乐史为模本，又将传统音乐摒弃于外，如此下去，必然写不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近现代音乐史来。而且，西方音乐史中那种只以作曲家为论述中心的模式，似也并非唯一的模式，从‘西方文明’的整个背景来展示音乐，也已成为颇具启示意义的音乐史范本。我们可不能把别人力图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新课题新视野，都看成是在做偏题，甚至离题，那样只是固步自封的表现。”

陈聆群教授认为：“应当把解决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作为‘重写’的关键，并以探索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如何由古代运行机制向着近现代转型作为突破口，并不是如汪文所批评的，企图不切实际地立刻解决这个问题。”“重建学科和学科前途的问题提出来，吸引年轻的人和其他学界(尤其民族音乐学界)的人，来关注我们这个人数很少可怜巴巴的学科，吸引他们来参与‘重写’，以壮大我们学科的力量，这才是重提‘重写音乐史’应该期望的结果。”

陈聆群教授在2003年底又给我发来文章《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18]，其“前记”说：

《黄钟》2002年第3期，刊出拙文《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后，又将我读刊后写的一封信刊出，因其中说到“重写音乐史”之议来自于“重写文学史”，编者约我详说此事。今将2002年9月1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学术讲座上介绍“重写音乐史”话题来龙去脉的提纲，略加增写成文，以应《黄钟》编者之命。必须申明的是：所谈“重写文学史”之事，虽有已出版的书刊之据，但因自己是文学史门外汉，难免会读书看走眼，“克隆”唱又荒腔走板之处，务请对照有关“重写文学史”的原刊原文，以免误传。

当年的“重写音乐史”讨论，是十分及时和有益的，它起到了活跃学术气氛和推进音乐史学学科更新的作用，影响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直到今日，还有人提“重写音乐史”讨论的意义。在这场讨论中，陈聆群先生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创立者之一，以其自身的经验，参与这场讨论，对青年音乐史学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学者们一次又一次的学术讨论中，“重写音乐史”极大地影响了音乐学界，音乐学界展开了很大程度上的“回顾与反思”。在“重写音乐史”的讨论中，人们坚持以建设性的思维作应对和开展工作，对以往惯用的“批判性思维”而实为“破坏性思维”，作出了充分的思想论辩，故而能从容地使“重写音乐史”话题，始终遵循于学术讨论的原则之内。

21世纪之初，除了中国音乐史学外，具有近现代学科意义的某些中国的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重写音乐史”讨论的影响。“重写音乐史”的话题，吸引了很多的音乐学学者特别是年轻学人，也包括别的学科的旁观者们，这使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这一并不非常成熟且还称不上完型的学术门类得以较大的发展。相信在今后，还会有多种多样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料汇编辑集和史学著作出现。也许在今后音乐史学研究成果丰厚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还会再提“重写音乐史”，相信那时，人们定会再提及陈聆群教授的这些文章。

四、结语

2019年2月6日上午9时，陈聆群先生在上海家中逝世，享年87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致力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经半个多世纪的潜心钻研，他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为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陈聆群先生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法、史料的处理与文献的归纳解读，利用音乐史料形成观点的做法，都为我们后学的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结识了陈聆群先生，并面命受听其教导，受益匪浅。直到今天，每每想到陈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就感到心痛。陈老师对我学习上、生活上，以及工作上的帮助，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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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田可文：《寄往天堂的信——田可文博客杂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第35~66页。

[2] 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陈聆群：《八十回望：我的音乐历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陈聆群、洛秦、《萧友梅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陈聆群、洛秦主编、《萧友梅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汪毓和、陈聆群主编：《回首百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4；《中国音乐百年(52集大型纪录片，包括17张DVD和一本书)》（陈聆群作序，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4]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编辑组编著：《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合编，油印本），1958。《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1840~1949）》（油印本），上海音乐学院，1981。《中国近代音乐史专题选讲》（油印本），上海市群众艺术馆，1982。《新见王光祈音乐论文集录（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油印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系编印，1984。《1949年以来的台湾音乐一瞥》（油印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1986年4月。《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为在中山市举行的“萧友梅博士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作）》（油印本），上海音乐学院，1993年12月。

[5]《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几个问题》，载《音乐论丛》（第二辑），音乐出版社，1963年1月。

[6]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第7~14页。

[7] 陈聆群：《太平天国音乐史事探索》，载《音乐学丛刊》（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8] 陈聆群：《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44~48页。

[9] 陈聆群：《关于<音乐小杂志>》，载《音乐艺术》，1984年第4期，第10~12页。

[10] 原载陈聆群所编《新见王光祈音乐论文集录》（油印本）（后，《新见王光祈的音乐论文》载《音乐艺术》，1984年第1期，第12~17页。）

[11] 本文是陈聆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条目所作释文，载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的该卷第338~339页。

[12] 原载1963年3月13日《文汇报》。

[13] 陈聆群《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载《黄钟》，2002年第3期，第8~12页。

[14] 原载《黄钟》2003年第1期。

[15] 即中央音乐学院梁茂春教授。

[16] 即中央音乐学院汪毓和教授。

[17]在这段时间我分别约请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撰写的当事人谈自己对“重写音乐史”的看法，并在《黄钟》上刊登过几篇文章。

[18] 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载《黄钟》，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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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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